略論《春秋》婦女之義 : 以宋伯姬、息媯、秦穆姬爲例

春秋既是禮樂崩壞的紛亂時代，亦是個重建社會秩序，充滿無限可能的時代。在後世森嚴的道德規條下，婦女爲人處事或以三從四德一言蔽之，而春秋時期的女性在相對自由的社會狀態下有更多可塑性。從《春秋》敘事書法可見君子以及世人對當時人事的看法，左傳所釋《春秋》書法更時有獨立評論，由此可窺探當時的婦女之義。本文以「春秋婦女之義」爲題，從《春秋》、《春秋左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及《春秋穀梁傳》之敘事筆法，微言大義爲對象，以宋伯姬、息媯、秦穆姬爲例，管窺當時婦女之義。《春秋》及其三傳記錄不少婦女事蹟，通過對不同事件的記載與否、事件剪裁及評論等，所表現的故事不同，呈現出的婦女之義亦有異同。《春秋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都把焦點集中在婦女自身的言行是否合禮儀，以顯示其婦義。而《左傳》則重視後果，以大局爲重，當中可見其欲婦女求生，而非倡其殉節而死。因爲婦女顧全大局行事比起捨生取義更難得。一死了之容易，能堅守婦義及帶來正面的政治影響較難。縱婦女當以守禮全節爲婦義，然而大是大非前當竭力倡揚正道，這是《左傳》中特別的婦女之義。其通過着筆局勢大事，呈現婦女對政局的影響，更看重婦女與時事的聯繫以及影響。因此，《左傳》體現之婦義之標準和內涵更廣闊多樣。